陈独秀的人生之路：何处去？

一、第四次被捕

陈独秀的一生，历经四次入狱之苦。若以宏观视角审视，其人生轨迹确实可用“四度牢狱之灾”来形容。研究室与监狱交替。”，陈独秀认为：“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1932年10月15日夜，陈独秀第四次被捕，被国民党政府关押判刑。与前几次坐牢不同的是：此时的陈独秀不是以“正面人物”被捕，而是被开除出党，成了既被共产党抛弃，又为国民党通缉的“两不是”人物。而且这次被判刑关押时间最长。

“陈独秀，皖地人士，年方五十四，因久病缠身，形容甚是清瘦，唇边蓄有薄须，身着淡蓝色哔叽长衫，头戴一顶淡黄色呢帽。”鉴于国民党与上海租界当局早有勾结，故而“上海公共租界的法庭对陈独秀等人不过随意盘问了几句，便将全案人犯移交给了上海市公安局，随后被关押在侦缉队中”。在拘押期间，侦缉队长对陈独秀的大名颇为仰慕，便请求他留下墨宝以作纪念。陈独秀提笔挥洒，书写了“还我河山”与“先天下之忧而忧”两幅横幅。

1932年10月19日，陈独秀便被押送至南京，而“先生”在前往京沪的旅途中，酣睡达旦若平日无事，亦能如此镇定自若，面对危难时更是从容不迫，悠然处之，常人鲜见。这种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一时传为美谈。据当事人所述，在与……何应钦在会晤落幕之际，意外的一幕上演，何应钦麾下的官兵纷纷向陈独秀索求墨宝以作纪念。据当时的新闻报道，陈独秀挥毫泼墨，创作了数幅佳作。其中一幅题写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警句。另一幅则书写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至理名言。最后一幅则化用了岳飞的豪言壮语：“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迫使蒋介石改变方针，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史称“西安事变”。这个消息传到监狱，陈独秀欣喜万分，据陈独秀的外甥濮清泉回忆：

为乔年延年，为父敬酒一杯。他泪流满面，痛哭不已。

陈独秀，向来以刚毅著称，鲜少流露泪意。然而，当听闻蒋介石被拘禁的消息，不禁喜从悲来。

▲陈独秀狱中照片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继“八一三”淞沪战役后，南京城频受日机肆虐，岌岌可危。即便身处囹圄的陈独秀，处境同样堪忧，据……陈中凡（陈独秀昔日弟子，现任金陵女子大学教授——编者注）回顾那段时光：“翌年秋季，卢沟桥事变爆发，敌机对首都展开空袭，监狱遭受轰炸，先生的住宅屋顶随之坍塌，幸而他当时正蜷缩于桌下，幸免于难，受伤。尽管如此，他依然谈笑风生，显得从容不迫。”陈独秀的安危顿时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

首先，是陈中凡和胡适他们毅然挺身而出，携手他人，力图促成陈独秀的保释。然而，国民党政府当局却坚持要求陈独秀亲自出具一份“悔过书”。听闻此言，陈独秀勃然大怒，断然表示：“我宁可在牢狱中炸毁生命，亦无任何过错需悔改。”他坚持“任何附加条件，皆非我所愿接受。”陈独秀自认是无辜被囚，如今寻求释放，实乃天经地义之事。因此，他坚决要求“无条件获释”。在胡适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加之时局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同时，鉴于南京局势日益严峻，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考虑释放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所有在押政治犯。

1937年8月19日。汪精卫回函胡适言道：“手书已悉，业已商请蒋先生转达司法院，力图为陈独秀先生争取释放。”至21日，司法院院长居正呈文主席林森“国民政府决定将该犯陈独秀的原判刑期减为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鉴于时局紧迫，特令先行释放。”

自1932年10月15日被拘捕起，直至1937年8月23日重获自由，陈独秀在狱中度过了长达4年又10个月零8天的时光。这成为他平生中入狱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

出狱翌日，陈独秀便对国民党政府释放他的所谓“理由”作出了回应。1937年8月25日，他在致《申报》的信中言道：“我在狱中历经艰辛，至今已有五年。今见政府发布的命令，称我‘爱国之心深切，已深刻悔悟’。对于爱国，我实在不敢妄自夸耀，至于悔悟，却不知其所指何在。……我本无过错，悔悟的对象无从谈起，编织冤狱的罪责，应当由他人承担。今日我固然无力追求冤狱的赔偿，但亦期望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闻界，不要对我进行无端的污蔑……”

二、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

陈独秀重获自由的那一日，《大公报》随即刊登短评：“热烈欢迎这位资深战士重返狱外，继续为他的祖国献力！”

陈独秀获释的消息迅速引发了社会各界及不同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众人纷纷好奇，陈独秀先生接下来将前往何方？各党派均对此保持高度关注。据陈中凡回忆往昔，陈独秀于敝宅逗留半月，期间，各方人士纷纷前来探望慰问，不乏有人赠予赆仪，但他却一概婉拒，唯有北大同窗与旧友所赠之礼，他方略作接纳。此外，众多人士亦借此机会与他交流政治见解，以期洞察其内心所想。

在当时，陈独秀面临的诱惑（拉拢）或劝告（建议），大概有这样一些：

（一）“在他获释的那日，前来迎接的便有中统局的要员。丁默邨他提议陈独秀入住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招待所。显而易见，国民党特务亦图谋对陈独秀下手，然而，陈独秀果断予以回绝。

（二）“周佛海、陶希圣待之甚厚，频繁邀其共餐，参与他们所谓的“低调座谈会”，然而先生始终未曾流露任何根本态度，他们对此也只得徒呼奈何。陈中凡目睹此情此景，曾作诗一首以赠陈独秀，诗中末句云：“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陈独秀挥毫应和，其末句则曰：沧海辽阔，龙性难驯。他展现了一种坚定不移的思想性格，不受他人操控，更不会被利用。

（三）胡适、张伯苓、周佛海试图邀请陈独秀加入国防参政会，但他婉拒了邀请。“他坚称，蒋介石杀害了他的众多同仁，更有两位儿子不幸丧命，对此他怀恨在心。然而，面对国家与民族的深重危机，国共双方再度携手抗敌。既然国家需要他的合作以共同抵御外侮，我便不反对他的加入。”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陈独秀能以国家与民族的大义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这充分展现了一位伟大爱国主义者的宽广胸怀。

（四）“一家美国图书公司曾有意邀请陈独秀前往美国撰写自传，然而，陈独秀婉言谢绝了这一提议。”“他解释称，自己的生活颇为简约，无需远赴美国，同时对与陌生人会面也颇感厌烦。”因此，他拒绝了赴美的邀请。

（五）期间，蒋派朱家骅以提供10万元经费、国民参政会5个名额为条件，要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产党”，遭到陈独秀的拒绝。

（六）与此同时，蒋介石曾派人试图游说陈独秀担任“劳动部长”一职，但陈独秀毅然决然地予以拒绝。他直言，蒋介石此举不过是想让他粉饰门面，成为其爪牙，这种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

（七）尽管托派方面催促他返回上海，他却毅然决然地表示，愿各自追求各自的前程。

（八）武汉延安叛逃者张国焘会陈独秀，表示“想再组织个共产党，想拉陈独秀来顶这块招牌，陈独秀没有理他”。陈独秀还对张国焘说：“我没有这个能耐。”同时，谭平山亦曾探寻陈独秀以组建第三党之途径，然陈独秀对此并无兴趣。

对于这些包含了恶意或善意的拉拢与劝告，陈独秀都予以了拒绝。陈独秀的最大愿望就是投身于抗战救国。为什么不去政府里做事呢？陈独秀后来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说：“那位记者问我是否打算投身政府行政工作，我的回答是，这并不适合我。即便在十五六年前，我也未曾担任过政府实际职务。我最担心的是，一旦被政府的工作所束缚，就无法保持清醒的头脑去观察政治形势。换句话说，我不适合做官。政治运动，人人应参与。

对于陈独秀的出狱，及陈独秀出狱后的去向，中国共产党方面显然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爆发的“最初对陈独秀的态度很好”，在延安的《解放》杂志1937年11月20日第24期发表了评论《陈独秀何往？》，文章伊始便言：“陈独秀先生重获自由之际，众人无不为之欣喜若狂。”愿他在数年的囚禁生涯中，能够虚怀若谷地反省自身所犯的政治失误。振奋昔日的战士意志，重返革命行列之中。

这种对陈独秀的友好态度，或许与他出狱后主动与中共驻南京的代表建立联系有关。正如1938年3月19日，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在致《新华日报》的公开信中所提及的那样，陈独秀曾与罗汉、叶剑英等会面交谈。陈独秀还两次约见叶剑英候人之际，此类举措无疑被视为陈独秀积极向中共中央靠拢的鲜明姿态。

陈独秀与叶剑英等会面并非仅仅是肤浅的交谈，这或许触及了他与中共往昔、当下以及未来的联系。否则，他为何在初次与叶剑英等人会面之后，却又选择与叶剑英等人进行单独的会晤？理由是，由于李XX在场，之前的对话因顾虑而不便畅所欲言，他希望剑英能再与他单独见面一次。

热心人罗汉历经漫长旅途，饱尝艰辛，我们终于在1937年9月2日抵达了西安，得以顺利通过。林伯渠与中共取得联系。罗汉心向往之，欲亲赴延安，却因“山洪毁路”而未能成行。无奈之下，只得通过电报将此行的意图传达至延安。

罗汉前往延安之行，虽未经陈独秀事先商议，然而，或许亦未与陈独秀的意愿相悖。

9月10日，中共中央收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复电签收。

伯渠：

请向罗汉转达我们对托派分子以下原则的立场：（甲）我们绝不排斥那些曾犯过错、如今真心悔改并愿意投身抗日事业的人，我们热切欢迎他们的转变，并衷心期待他们的归队。（乙）对于陈独秀等托派分子，只要他们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当时，我们亦热切希望与其携手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公然摒弃并坚决抵制托派的所有理论和行为，并公开发表声明与托派组织断绝联系，承认自己先前加入托派的失误。（二）公开表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具体行动上，展现出对这一政策的真诚拥护。至于其他关联事宜，则可在上述三项条件得到满足后，再行深入探讨。

9月10日 洛、毛

（《新华日报》1938年3月21日）

罗汉一瞥电报内容，便心生“个人不置一词”之念。10日晚，王若飞至住处探望罗汉，我向罗汉表达道：“衷心期盼独秀等几位老友，能秉持革命家的豪情壮志，勇敢地站在伟大时代的前沿，对于过往的是非纷争，我们无需再费心劳神去一一辩解。”

果然不出所料，当罗汉携电函赴武汉，晤陈独秀。陈独秀十分不满，当即说：“不知从何来，何悔。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由此“失却联系”，进而导致双方关系恶化，最终反目成仇。

在彼时情境下，陈独秀拒绝接受中共所提出的“三条件”，因此，他与中共之间已无任何妥协的空间。对于陈独秀而言，国民党堪称仇敌，合作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于是，他心生一计，决定另辟蹊径，独树一帜。

陈独秀在武汉偶遇国民党。宋哲元部的一个军官何基沣何此时正于武汉疗伤。自相识以来，两人志趣相投，相谈甚欢。在思想层面，双方达成了诸多共识，一致主张“通过适度改革土地制度以发动民众，借此强化军队实力，以期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陈独秀因此激情满怀，着手规划，决定安排……王文元待托派核心成员就任何部要职之际。“与此同时，独秀正与第三党、救国会及部分所谓的‘民主人士’展开接触，意图构建一个联合阵线。他希冀在抗日阵营中独辟蹊径，既不倾向国家，亦不依附共产党，共同追求民主与自由。然而，让独秀深感失望的是，不知何故，何基沣突然遭解职。这样一来，独秀的筹划便戛然而止，胎死腹中。”

陈独秀屡遭挫折，希望接连破灭，计划次第落空，最终却落得追随自己的亲信，空余哀叹。王文元、罗汉离他而去陈独秀，他成为了一个孤独的灵魂，他的身旁，唯有那孤独的思想相伴。

三、蒙受“汉奸”之冤

即便陈独秀在各党派间都未能找到容身之所，他仍能在武昌的一条幽静小巷中悠然自得，过着“自炊自扫”的简朴生活。历史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时刻潜藏着狂澜巨涛，将历史人物卷入其中。这些巨浪有时源自天灾，有时却是人为之祸。陈独秀所遭受的“汉奸”之冤，便属于后者。

1937年11月14日，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康生29日抵达延安，受到接待。张闻天、毛泽东在延安，几乎所有中央领导都等待着欢迎。王明刚一抵达，便秉承着莫斯科的指令，意图让中共中央执行以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和抗战主体的错误思想。共产国际提出了“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要求中共中央予以接受。王明归国后，便开始推行这一右倾的错误路线。

莫斯科的“钦差”们更是策划了一起引发轩然大波的丑闻，那便是——诬指陈独秀为“汉奸”。一桩耸人听闻的冤案。

首先是王明发难，他把联共（布）党内斗争或者说是斯大林个人为了清除异己的权力斗争，引到了中共党内。王明指责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王明还在其《中共五十年》中说：“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泽东已和陈独秀的代表罗汉达成协议。”“由于我已回到延安，（陈独秀）‘恢复党籍’的计划才未实现。”他还说：“‘联共’党内有大量的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国共产党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国共产党内部必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绝不可与陈独秀合作，而是加紧反托派。”

据张国焘回忆王明曾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借题发挥，语气激昂地强调：“无论与何人合作抗日，唯有托派不可同日而语。在国际舞台上，我们能够与资产阶级政客、军阀，乃至反共刽子手携手共进，然而，不与托洛茨基信徒合作。在我国，我们得以与蒋介石及其麾下反共特务等势力展开合作，然而，勿与陈独秀合作。张国焘回忆称，在会议中，王明竟以词典中最不堪入目的词汇，诸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对托派进行猛烈攻击，并且——恶意诬陷陈独秀，声称他每月接受300元的日本津贴，涉嫌担任间谍。”。

王明之所以这样颠倒黑白，其真实目的是反对以洛甫、毛泽东签名的同意与陈独秀合作的意见，达到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目的。所以，当有人在会上，“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时，王明就露出了其政客的丑恶嘴脸，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便非日本间谍，亦当视作日本间谍。。”

遵循这一“神圣旨意”，1938年1月28日与2月8日，康生“托洛茨基匪徒，乃日寇侦探机关所依赖的最得力的帮凶。”康生编造了一则令人震惊的“事实”：

193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与此同时，上海的日本间谍机构，在亲日派的协助下，亦加紧了对我国领土的渗透与侵略活动。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托洛茨基派匪徒承诺“不干扰日本对中国之侵略”，作为交换，日本将为陈独秀领导的“托派中央”提供每月300元的资助，且待成效显著后，资助金额将相应增加。这场涉及卖国的谈判一旦确定，日本资助将由陈独秀担任的“托派中央”组织部长负责领取。罗汉领受了指示。据此，中国的托派分子与托洛茨基派的领导人在日军的操控下，各司其职，共同出演了一出旨在协助日本侵略中国的丑剧。

首先，在托派统一组建“中央”之后，他们依然身处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根本无法与亲日派人物有所接触。再者，陈独秀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便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明确表达了抗日的立场。其次，康生据悉，日本曾向陈独秀所领导的“托派中央”提供每月300元的津贴，条件是换取他们对中国侵略行动的默许与不干预。王明另有一篇文章指出：“托洛茨基派系的败类——卑劣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继烈等人，每月均从日本侵略者的‘华北特务机关部’接受五万元的资助。”既然陈独秀被视为“匪首”，且身为“中央”代表，他每月仅获得300元的资助，为何其津贴还不如那些“匪徒”丰厚？……

由此可见康生不顾历史事实，故意颠倒黑白的卑劣行径。其实，早在延安时期，很多人就对康生的“事实”产生了怀疑，20世纪30年代在延安参加革命的曾彦修就做了这样的回忆：“康生1938年3月在延安发表的文章，说陈独秀是日本人每月出300元收买的间谍。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是对莫斯科不得不作的表态，从未相信过一丝一毫，又觉得300元也太笑话了，这还不及20年前陈独秀在北大当文科学长时的月薪，不知康生是怎么想出来的。我看当时同在延安的同学、同事似乎也不大有人相信此事似的。”

康生的文章一经发表，即刻在社会各界掀起了波澜，引发了众人的猜疑和瞩目。与此同时，陈独秀却自数月前以来，默默承受着压力，连最基本的说辞也未曾提出。即便有人询问他，他也只是淡淡回应，这让大多数人感到困惑不解。他的众多友人亦感到无法再忍受，纷纷发声表达不满和愤慨。

自那以后，各地报刊相继发表评论，其中多数对康生的文章提出质疑，为陈独秀鸣不平。而陈独秀本人，直至3月17日，方才撰写了一封措辞激愤在致《新华日报》的公开信中，陈独秀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至此，他与中共的关系已然无法逆转，终至决裂之境。

当时在中共党内，滋生了一种倾向，即将托派视为恒常存在、无所不在的敌人，并不断将与之斗争视为首要矛盾，无论时间与空间。王明对张国焘言： 在红军长征期间召开的毛儿盖会议上，争论的核心症结被归结为“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祟”。甚至将国共两党间的摩擦也归咎于托派的干扰！将任何一个人指称为“托派”分子，就如同康生教导人们将“托洛茨基”念作“兔子吃鸡”般荒谬且简单化

许世友“他妈的，我不过是说了几句话，怎么就成了托洛茨基？”不懂托洛茨基，瞎说一气。此类异常现象，曾与中共历史上的极“左”思想并行不悖，由此引发的历史悲剧不计其数。

四、孤影石墙院

1937年9月9日，陈独秀告别了南京，并于14日抵达了武汉。在武汉的日子里，他的生活显得格外沉寂。唯有在受邀于大学发表演讲时，面对那些充满热情的年轻面孔，他方能找回往昔的激情。据一位当年亲临陈独秀住所邀请他前往华中大学进行抗日演讲的见证者回忆，陈独秀的演讲现场气氛热烈至极。“陈先生踏上讲台，掌声如潮，听众络绎不绝，甚至讲台之下、窗台之上都挤满了人群。”“演讲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听众纷纷记录要点。演讲结束后，我们设法阻止人们上台索要签名，并呼吁他休息片刻。”然而，陈独秀却并未感到疲惫，“他在校园中流连忘返，精神焕发”。

然而，陈独秀多数时间选择闭门不出。与此同时，他的经济状况亦陷入困境，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原本陈中凡“吾意欲举荐先生赴武汉大学授课，抑或另请他人向参政会求助，以暂时维持现状”，然而，“此皆非先生之愿”。

陈独秀家庭生活当时困境。郑学稼这份回忆材料极具纪实性和生动性，在细节之处，读者不禁对陈独秀这位历史人物曲折的人生历程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小心点，别摔倒了！”在昏暗的环境中，我摸索着走上了扶梯。前楼微弱的光线指引我进入了房间。这是一间大约八个榻榻米大小的前楼，左侧靠窗的墙壁边放置着一张木板床，床上挂着蚊帐，铺着单被。床前有一张方桌，几把木凳，床边摆放着两三个红皮箱。

我瞥见方桌上摆放着两碗盛好的饭，一碗是清炒青菜，另一碗则是热腾腾的汤。那米饭是未曾尝过的糙米。纵然我不是享有优渥生活之人，然而面对这般的餐食，我实在难以入口。

1938年7月初，陈独秀踏足重庆。他在此地逗留了整整一个月，却深感“政治及物质条件”均不允许他久留，于是决定“退隐”至人事较为清闲、生活成本较低的江津。江津位于重庆上游约180里之处，陈独秀于8月3日抵达该地。然而，他在江津的居住并未能安稳，不久后，于1939年5月，他又迁往离江津县城约二十里的小镇。鹤山坪陈独秀悲叹道：“一切似乎皆不尽如人意，唯有顺应命运，安于现状。”至此，他的境遇可谓艰难困苦，全赖故交的接济才能勉强维持生计。最终，他得以住进……杨家的石墙院终究是凭借朋友的举荐，陈独秀才得以觅得一处安身之所。

“政治上受限，经济上拮据，生活上依赖亲友。”在此基础上，笔者欲再补充两句，即“思想上深感孤寂”“情绪上颇为忧郁”。

尽管陈独秀已隐匿于远离重庆、交通极为不便的偏远之地，鹤山坪在日常生活中，陈独秀的大部分时光都耗费在石墙院中，潜心于枯燥的文字学研究。尽管境遇颇为凄凉，国民党却始终对他心存疑虑，依旧将陈独秀置于“政治软禁”的境地。江津县长黄鹏基陈先生正遭受着监控，重庆方面的人时常派遣侦查员来调查他的行踪，每隔一两个月便会前来询问一次。

在好心人邓蟾秋在处理陈独秀遗身后事的过程中，叔侄二人竟然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疑虑和审查。“邓燮康与陈独秀有何干系？为何为他挑选安葬之地？”甚至追问到当时主持葬礼的人员身份，以及那些在显眼位置的人员究竟从事何种工作。陈独秀下葬之际，卫戍司令部特地派遣得力干员进行监视。即便是对一位年迈体衰的老人，国民党在死后仍如此对待。这反而从侧面彰显了陈独秀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也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外强中干的本质！

在这个时期，陈独秀陷入了“思想上的孤立”。他对民主的理解以及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剖析，在当时被视为“尖刻”之词。起初，他的文章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遭受禁锢，有些文章连载至中途便戛然而止，甚至有的篇章只留下了一个未完待续的空白。陈独秀的言辞亦遭到了中共方面的批判。与此同时，连托派人士也对他的立场提出了指责。陈独秀后期所倡导的政治理念，在我国党内鲜有追随者为其辩护。。”

陈独秀，一位思想活跃、不甘于沉默的智者，时常发表一些在当时看来“不合时宜”的言论。因此，中共中央曾有意将他安置于延安，以避免他在外界造成更多纷扰。毕竟，他曾是中共中央数届总书记。然而，陈独秀对此一一予以拒绝。面对劝说的他，朱蕴山（爱国民主人士，日后跃升为民革的重要领导人——编者注）中央无人可信赖。大钊、延年已逝，他亦“落后”。在会议上，我该如何自处？我可不愿被人操控，最终导致会议徒劳无功。

拒绝了中共中央劝他去延安的意思，并不能说明陈独秀会对中国共产党“放冷箭”，这不是陈独秀的品格。可国民党当局居然想利用陈独秀来达到攻击共产党的目的。于是，派了戴笠、胡宗南这两位备受瞩目的名流携带着礼品，并随身携带了精心剪贴的、旨在挑拨中共与陈独秀关系的文字资料，前往拜访陈独秀。然而，他们的努力却一无所获。陈独秀回应道：“我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任何言论，以免引发无休止的争论。恳请二位在今日的会面中，务必不要将此事见诸报端，这是我的唯一请求。”（本号将推送《胡宗南、戴笠密会陈独秀》，敬请关注）

在鹤山坪，陈独秀的生活条件同样颇为简陋。彼时，他主要依靠北大同学会的资助为生，此外，他还担任《时事新报》的名誉主笔，每月可领得一份微薄的薪金。而日常撰文所得的稿酬，亦是他的收入来源之一。由于这种收入缺乏稳定性，陈独秀时常面临入不敷出的困境。加之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开销颇大，因此每逢疾病缠身，医药费用便成了他的沉重负担。

陈独秀致友朱蕴山在这首诗中，我们更能感受到陈独秀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份无奈：“贯休入蜀，唯有瓶钵相伴，卧病山中，生计愈发艰辛。岁末之时，家家户户都富足有余，豚鸭满圈，唯有我独怀幽怨，羡慕武荣碑上的荣光。”据朱蕴山回忆道：“那时，陈独秀颇为凄凉，生计维艰，几乎食不果腹。”朱先生更是特意携了几只鸭子，前往探望他。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即便身处生活的艰辛之中，陈独秀依旧坚守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节操。对于那些本不应接受或价值低微的馈赠，他始终坚决予以拒绝。例如，任卓宣（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遭逮捕后，其信仰发生转变，投身国民党阵营——编者注，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职。）先前曾汇款200元予陈独秀，然不久后，该款项即被追回。此外，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馈赠陈独秀五千金，在彼时实为一笔颇丰的款项。然而，陈独秀却以“辞之难、受之愧”为由，婉拒了这一慷慨之礼。

陈独秀逝，友人朱蕴山吟咏诗句以抒怀：“携一壶酒，捧一钵水，踏遍蜀地风光行。久困山野，疾病缠身，双眸终得清明。僵卧病榻，直至尽头，信念依旧未曾改。”盖棺论定老书生的确，陈独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坚守着“老书生”的清贫与节操。

受困于“政治上的软禁”与“思想上的孤寂”，加之“经济上的困顿”，晚年的陈独秀陷入了“心情上的郁闷”。即便他在江津参与了一些地方的宴会，但在公众面前，他的言辞变得稀少。据几位老人的回忆，陈独秀在宴会上“鲜少开口”，常常“沉默不语”。

五、寂寞身后事

1940年3月5日，五四运动的杰出先驱之一蔡元培在香港离世的消息传来，陈独秀深感悲痛。在致友人的信中，他如此表达了自己的哀伤之情：“昔日我在金陵狱中，幸得蔡先生关照有加，如今他竟先我而去，我心中那无尽的伤痕又添上一道！”陈独秀挥毫泼墨，撰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该文于1940年3月24日刊登在《中央日报》上。文中充满了浓郁的哀愁。蔡元培的去世，让陈独秀不禁联想到自己的处境。老友的离世，让他心生感慨：“也许我已步入暮年……”可以说，这种精神上的哀伤一直笼罩着他的晚年。

▲这幅油画描绘了《新文化运动》的场景，其中蔡元培位于左四，陈独秀居中，鲁迅则坐在右四的位置。

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重压之下，陈独秀终因身心俱疲而病倒，迫使他不得不暂时搁置了他的思想探索。

在鹤山坪在蛰居的日子里，陈独秀饱受心脏病与高血压等疾患的困扰。1942年5月初，陈独秀听闻一则偏方，声称饮用蚕豆花炖制的汤汁可缓解高血压症状。鉴于经济拮据，无力购置昂贵的药物，陈独秀遂命妻子潘兰珍采集些许蚕豆花，用以熬制汤汁。5月10日的清晨，陈独秀饮用了这碗蚕豆花汤，却倍感腹胀不适，整夜辗转难眠。究其原因，乃是南方连绵的雨季，使得蚕豆花在阴霾中滋生霉变，汤中蕴含毒素，陈独秀不幸中毒。自此，他的腹部时感不适，状况起伏不定。至5月17日，陈独秀于如厕途中突然晕倒，醒来时身体冷汗淋漓，并伴有高烧。

5月22日，陈独秀晕倒，幸好友在。邓仲纯医生紧急救治后，陈独秀方才苏醒，然而病情非但未见好转，反而愈发恶化。5月25日，陈独秀预感大限将至，遂对始终陪伴在侧的好友何之瑜“此别之际，多谢你对我细心照料。如今，我将远行，请你代为照料我的文稿以及身后事宜。”何之瑜、三子陈松年等办理。

5月26日，包惠僧的妻子来看望陈独秀，包与陈在创建中国共产党时期就相识，包还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两人关系非常亲密。在弥留之际，陈独秀对包惠僧的妻子说：“要是惠僧来了多好啊！”听到消息，包惠僧次日便从城里赶来，但此时陈独秀处于昏迷之中。

1942年5月27日，夜幕低垂，约九点钟光景，陈独秀未能睁开双眼与前来探望的老友道别，便带着满腔的遗憾离世。

陈独秀的逝世，没有引起社会上过多的关注。也许是当时中国人民正处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关键时期，也许是无论哪一方面都不想去碰陈独秀这个“烫手的山芋”。当时的媒体普遍反应非常冷淡。“陈独秀的死讯，只占报纸上不重要的几行地位”。无论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是共产党的《解放日报》均保持了少有的缄默。《申报》和《大公报》也只登载了简短的消息。

当时的陈独秀葬礼显得格外冷清，“除了少数亲近者送其入土，未见任何‘哀荣’”。在国人习惯于以葬礼参与者的人数、身份地位之高低，以及花圈的多少来评判死者荣誉与地位的传统观念下，陈独秀的去世似乎并未留下什么值得称道的痕迹。

陈独秀毕生致力于革命事业，然而其人生却充满了漂泊与困顿，生活颇为凄凉。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身后事亦由友人代为操持。“先生之衣衿、棺木以及墓地安葬等身后事宜，均由江津友人承担。”邓蟾秋老人及其侄公子燮康先生的慷慨资助，方使得筹备得以完备。”这种境遇，即便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人对其投以嘲讽的目光：“曾身为中共总书记，矢志于推翻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剥夺他们的土地，然而其身后的一切，仍旧依赖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来料理，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构成了一幕‘极大的讽刺’。”

陈独秀那句“江津寂寞，安庆亦寂寞矣”所经历的境遇，恐怕映照了历史上诸多思想先驱者的普遍命运。陈中凡在《哭陈仲甫先生》的哀词中，同样流露出相似的哀思：未逢世人之诟病，难以成为引领潮流的先驱；若死后无人哀悼，便不足以彰显坚定不移的节操。何人一生清白如斯？怀宁的仲甫陈先生是也。”

思想的光芒有时会随着历史“窖藏”越久越散发出它悠久的醇香来。作为思想的先驱者，也会终于成为“天下惜”的人物。正如董退思所说：“一般所谓革命者，不成功，即成仁。成功者则富贵功名，生荣死哀；不成功者，死后亦往往有政府褒扬，社会追悼。陈先生无一于此，一生清苦，寂事以死，然而唯其如此，乃属难能可贵，‘独’之一字，陈先生足以当之！滔滔天下，能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