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选址到落成，周恩来如何全程把控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

1958年4月22日，我国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竣工。这座纪念碑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历程，成为了新中国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标志性建筑；其庄重雄伟，设计独具匠心，建造技艺精湛，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或许鲜为人知的是，周恩来总理为纪念碑的设计与建造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建碑地址取决于令人信服的话语。

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与人民革命中英勇献身的人民英雄，决定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关于纪念碑的选址，北京市政协委员们持有不同观点。部分委员建议将其建于东单广场，此地为昔日繁华的商业中心，若选址于此，将便于更多访京人士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另有委员提议在西郊八宝山建设，因八宝山拟建革命烈士纪念馆，与已牺牲的英雄们一同纪念，更显敬意。还有委员认为天安门广场是最佳选择，作为首都最大的广场，且位于中国政治中心，选址于此更显庄重，更能加深人民对英雄的敬仰。他们还提到，苏联的英雄纪念碑位于红场，我国也应效仿，将纪念碑建在首都最大广场之上。

在政协委员意见纷纭之际，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发表了一番令人信服的言论。他指出，天安门广场承载着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更是全国乃至世界人民敬仰的圣地。因此，人民英雄纪念碑应当伫立于此。周总理的这番话，深刻揭示了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的重要意义。言辞既出，原本主张其他地点建碑的委员们亦纷纷表示支持，建碑的地点问题由此尘埃落定。

确定建碑主题

“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旨在纪念逝者，激励生者。”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的这句话给予了高度评价，全国政协委员们亦一致认为，周恩来同志的言辞虽仅八字，却已将树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深远意义凝练至极。

1949年9月30日，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郑重号召全国人民缅怀先烈，振奋精神，为此特别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之地，树立一座纪念为国捐躯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周恩来致辞完毕，与会代表纷纷摘帽，为革命先烈致以深沉的默哀。随后，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声音洪亮地朗读了纪念碑文，并亲自拿起铁锹，挖掘了奠基的第一铲。紧接着，在场的全体政协委员纷纷拿起铁锹，共同铲土。至此，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正式拉开帷幕。

提议成立兴建委

为确保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圆满建成，周恩来提出设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以下简称“兴建委”），并提议由北京市市长彭真担任主任委员，郑振铎与梁思成则出任副主任委员。然而，纪念碑的整体设计及建造工作，均在周恩来密切关注与指导下进行，他实际上成为了纪念碑设计、建造的总负责人。

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1952年5月10日，纪念碑建设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随即全面启动了纪念碑的建造工作。委员会内部设立工程处，下设设计、施工、采石、美术等七个专业组。同时，在委员会之下，特别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由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所长，即今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范文澜先生担任该委员会主任。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深入研究并搜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所需的史料和主题素材。

周恩来强调，在完成初步的兴建方案后，必须广泛征求各界的意见，特别是要重视民主党派及各界民主人士的看法。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周恩来会在内部进行充分交流；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则通过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提出。此外，他还特别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具有代表性的朱启钤、章士钊、叶恭绰三人的联名意见直接呈送毛泽东主席审阅。毛泽东主席对此信给予了高度重视，审阅后立即批转给彭真，并亲笔写下批示：

彭真同志，请将此文件提交给委员会进行讨论，并邀请三位同志共同参与。

彭真在接到批示后，立即组织兴建委对三人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研讨，并诚挚邀请这三位民主人士参与讨论。

确定设计建造方案

自建碑工程启动以来，周恩来对该项目高度重视，严密跟进。他首先着手的工作，便是精心拟定设计建造的具体方案。

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和关注下，兴建委员会召开了多次会议，深入探讨纪念碑的建设方案和实施步骤。在这一过程中，周总理强调，制定建设方案不应闭门造车，而应广泛听取全国范围内的意见和建议。据此，兴建委员会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建筑系发布了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方案的公告。至截止日期，共收集到240余件设计方案。

兴建委员会对这些提交的设计方案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在众多方案中，我们精心挑选出八项佼佼者。随后，我们将这八项方案提交给一批专业设计人员，以征询他们的宝贵意见。这些意见征询者从专业的视角出发，对八项方案进行了深入的评论和研究，并分享了各自的见解。经过多次的会议讨论和观点交流，最终将这些建议反馈至兴建委员会，以便作出最终的决策。

在这八种设计方案中，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涌现了显著的分歧。无论是支持哪一种方案，人们都持有各自的见解，辩论异常激烈，一时间难以达成共识。

毛泽东书写的英雄纪念碑正面文。

在此情境下，周恩来同志对八种方案进行了细致的审阅与比较。此外，他还专门抽出时间，挑选性地审阅了那些虽未纳入八种方案却颇具创意的提案。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了一项设计方案：纪念碑应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呈方形布局，占地面积达3000平方米。纪念碑由碑身、须弥座和台座三部分组成，整体高度自地面至碑顶为37.94米，比与之对面的天安门高出4.24米。台座分为两层，并环绕着汉白玉栏杆，四周设有台阶。其中，下层的大须弥座，其汉白玉束腰部高度为2米。

周恩来提出的这一设计建造方案一经公布，便赢得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各民主党派成员、各界民主人士以及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们的一致好评。该方案随即被采纳，并按照周恩来的构想敲定。人们不禁感叹：周恩来并非专业设计师，却为何能构思出如此出色的方案？事实上，周恩来之所以能提出如此卓越的设计，源于他亲身参与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历经磨难，对纪念碑的主题有着深刻把握。此外，他还深入研究了众多设计方案，取长补短，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提炼，最终形成了这一既出色又得到广泛认可和敬佩的方案。

确定“纪念碑朝北”

既然树立纪念碑旨在“纪念逝者，激励生者”，那么，让公众首先看到纪念碑的正面至关重要。人们在步入天安门广场时，若能第一时间目睹其正面，以及毛主席的题字，其意义非凡。我们应从实际出发，不应因朝向的形式而影响纪念碑的实际效用；此外，世界上许多国家也有将碑文正面朝北，甚至朝西、朝东的先例。周恩来总理的这番话，最终说服了那些坚持纪念碑正面朝南的同志，从而确定了纪念碑正面朝北的方案。

书碑文四十余遍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过程中，建设委员会决定，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共同担任碑文题写。1955年6月9日，毛泽东主席亲笔为碑心石题写了八个苍劲有力的字。

英雄永垂不朽！

自三年前的人民解放战争与革命斗争起，那些英勇牺牲的人民英雄，其英名永存，万古流芳！追溯至三十年前，在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与革命斗争中，同样有无数英雄壮烈捐躯，他们的不朽精神将永远铭刻于历史长河之中！更早的时光，回溯至一千八百四十年，自那时起，为了抵御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幸福，无数英勇的烈士在历次斗争中英勇献身，他们的不朽事迹将永远被铭记。

周恩来题写的纪念碑背面文。

在挥毫泼墨这些碑文之际，毛泽东与周恩来均展现出严谨的态度。毛泽东笔锋落下“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苍劲大字，反复书写了三次。周恩来对于碑文的创作更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精力。

“如有不妥，可再重写。”

纪念碑建设委员会的同事们接获毛泽东、周恩来亲笔书写的碑文后，一致决定采用鎏金工艺，将这些珍贵文字镌刻于纪念碑之上。此提议赢得了广泛的赞同。周恩来亲自批准了专项资金，用以购置黄金，以确保纪念碑的鎏金工程得以实施。如今，矗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便是采用鎏金工艺精心铸就的，总计耗用黄金132两。这鎏金的大字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世代铭记英雄的深情厚谊，而且每一个字都凝聚了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伟人的心血与智慧。

指导浮雕创作

依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在纪念碑底座四周雕刻浮雕的构想，自1952年8月1日纪念碑工程启动以来，建设委员会便着手筹备浮雕的创作事宜。在挑选设计团队及主创雕刻艺术指导者方面，委员会提出了众多候选人。在周恩来总理上报的名单中，最终决定邀请刘开渠负责浮雕的设计工作，这一决定与委员会多数成员的意愿不谋而合。此事确定后，周恩来总理以中央政府名义，在1953年初接连发出三封急电，紧急调任时任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并兼任杭州市副市长的刘开渠至北京任职。刘开渠在交代完浙江美术学院院长及杭州市副市长的工作后，立即前往北京，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和雕塑组组长。整个浮雕的设计与创作过程，始终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稳步推进。

张松鹤、萧传玖、王临乙、滑田友、刘开渠本人、王丙召以及曾竹韶。

既要彰显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独特性，又要生动展现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历程，既要包含革命主题，又要具备高超的艺术品质。他强调，纪念碑底座的浮雕设计必须优先完成，以免影响整个纪念碑的建设进度。周恩来还建议，在全国范围内选拔雕塑艺术人才来京参与创作，汇聚全国雕塑界的力量，共同精心设计并完成这一重要工程。

依据周恩来同志的指导意见，刘开渠同志上任伊始，便以兴建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国广泛招募擅长雕塑的杰出人才。起初，通过全国各单位的推荐与选拔，共有三百余位雕塑艺术家脱颖而出，被选调至北京。随后，在三百余人中，兴建委员会再次严格筛选，最终仅保留了百余人。在这百余人中，并非全是核心创作者，而核心创作者共计选拔了八位。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局部

雕塑组着手创作之际，周恩来提出，参与浮雕创作的同志们应先放慢脚步，通过深入学习，全面掌握中国革命的历史脉络。同时，他们还应走出工作室，前往国内那些留存着历史浮雕的圣地观摩学习，充分汲取祖国浮雕艺术的精髓，并参考国际上最新的创作成果。雕塑组成员们遵循周恩来这一指导方针，广泛阅读了党史与近代史的相关书籍，深入思考，并多次组织学习与讨论。在刘开渠的带领下，全组成员赴云岗石窟、天龙山石窟、太原晋祠彩塑等地实地考察，并对麦积山、龙山、开封、徐州、济南等地的雕刻艺术进行了研究。这一系列举措，为后续浮雕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既传承了中国古典雕塑的优良传统，又成功展现了新的革命主题。此外，他们还研究了苏联及其他国家在浮雕创作方面的最新进展，对中国艺术与世界艺术风格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共通之处。

雕塑组最终精心创作了一系列浮雕图案，这些作品生动地展现了近百年中国革命的历史。这些作品呈报给了周恩来总理审阅。周总理在众多作品中首先挑选出十余幅，随后对这些作品进行了深思熟虑的筛选，最终确定了包括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全国在内的八个关键历史节点。这八组浮雕作品，以鲜活的方式描绘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革命历程，成为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此外，这八组浮雕巧妙地将东方与西方的雕刻艺术相结合，将两种艺术风格融为一体。称其为具有史诗般大型性质的艺术品，实不为过。

细致指导碑石建设

周恩来在成立兴建委员会之际即郑重指出，构筑人民英雄纪念碑，对选材与施工的要求务必极为严谨。所选之材，务必精良，施工过程亦需追求至善至美。

依照周恩来的指示，建设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建筑材料。得知是为建造纪念碑而选用材料，各地纷纷积极响应，调动了最优质的建筑材料。在运输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各地均给予了大力协助，整个过程进展顺利，毫无阻碍。

周恩来先生深谙抓住关键之道，他提出，建立纪念碑的核心在于精选碑心石。他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务必挑选出最合适的碑心石。在兴建委员会发布征集文件后，各地纷纷报送了众多优质石料，均为制作纪念碑的上佳之选。委员会派出众多专家赴各上报地点实地考察这些石材。经过反复比对与筛选，终于在1957年初确定了从青岛大金顶一带采集的一块花岗岩巨石作为碑心石。这块石料质地纯净，色泽适中，是当时在国内精选用于建碑的石材之佳品。

人民英雄纪念碑形象。

精心镌刻纪念碑的正面与背面碑文，实乃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毕竟，碑文是纪念碑的灵魂所在。一旦碑文雕刻失当，整个工程便功亏一篑。周恩来总理要求，兴建委员会务必严格挑选刻字工匠；在着手雕刻之前，需将碑文按照碑身尺寸放大成实物模型。待碑文实物模型确定之后，关于雕刻笔法的选用，委员会内部出现了分歧。依据我国传统工艺，碑文雕刻可分为阳文、阴文等多种形式。有人倾向于阳文，也有人偏好阴文。这些建议上报至周恩来总理处，经其审慎考虑，总理赞同了阴文雕刻易于操作、自然形成立体阴影、且金文字母易于安装的观点。最终，他决定采用阴文雕刻，并明确指出笔道应呈“V”字形。待一百五十四字的碑文雕刻完成，还需将制成的钢胎金字镶嵌其中，以形成熠熠生辉的鎏金效果。此意见一经确定，在刻字工匠们的辛勤努力下，碑文雕刻工作按计划圆满完成。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工程于1958年4月22日宣告圆满竣工，历时近六载。竣工后的碑体，披上了鲜艳的红袍，静待中央举行盛大的落成典礼。

周恩来接获人民英雄纪念碑竣工的喜讯后，迅速将这一消息告知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经中央研究决定，1958年5月1日，这一全球劳动人民的节日，亦将见证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当日，国歌与国际歌的激昂旋律回荡在天安门广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缓步至纪念碑前。随着覆盖其上的红布缓缓降下，毛泽东与周恩来手书的鎏金大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这些镌刻的文字，将恒久地激励着人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