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蒋介石的“把兄弟”圈：没背景的他，如何借势上位又屡屡出走

细数蒋介石早期“把兄弟”们：没有背景，为找靠山，他有多世故？

早年的蒋介石，其行事风格常令人费解。一个在战场上被誉为“力挽狂澜奇迹”的指挥官，竟然会在战事正酣的关键时刻，选择毅然离队。这种巨大的反差，不禁让人深思：这究竟是性情使然的任性之举，还是其复杂人格与深层动机的冰山一角？

护法战争期间，孙中山在南方军政府中被架空，甚至辞去大元帅职务。他将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援闽粤军身上。而就在这动荡的时期，一位名叫蒋介石的粤军作战科主任，正上演着他早期生涯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军事壮举。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埋下了日后饱受争议的“出走”伏笔。

投奔豪门：青涩少年的江湖路

时间回溯到一百多年前，彼时的蒋介石，远非后来那位叱咤风云的领袖。他出身寻常，早期地位也算不上显赫。1906年，才19岁的他首次赴日。

那段在日本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利。他学业受挫，情绪低落，常常感到沮丧。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舞剑时结识了上海青帮头目陈其美。这次相遇，改变了蒋介石的人生轨迹。

陈其美不仅赏识蒋介石的才华，更成了他的恩人与早期政治导师。1908年，在陈其美的引荐下，蒋介石顺利加入了同盟会，这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革命的圈子。

陈其美与另一位大人物，富商张静江，是结义盟兄。通过陈其美，蒋介石也认识了这位慷慨的张静江。张静江对革命事业，那真是倾囊相助。

早在1905年，张静江在法国结识孙中山后，便承诺并很快兑现了巨额革命捐款。1906年，他就为孙中山提供了3万法郎的资助，成为同盟会及中华革命党的核心人物。

有了张静江这层关系，蒋介石的革命道路似乎变得更加顺畅。1913年10月29日，在张静江的见证下，蒋介石顺利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甚至成为了最早的一批党员。

可以说，张静江在蒋介石的早期上升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既是蒋的盟兄，也是革命道路上的贵人。但蒋介石早期也并非全然被动。

一件旧事，足以见其心性。1912年1月14日，蒋介石受陈其美指派，执行了一次秘密任务。他暗杀了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这在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

陶成章是革命元勋，他的遇刺比宋教仁遇刺还早了一年多。这起事件，也让蒋介石日后极少提及。它也侧面反映出，蒋介石为求上位，有时会采取一些雷霆手段。

然而，靠山并非永恒。1916年5月，蒋介石的引路人陈其美，不幸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失去这位得力靠山，蒋介石的处境再度变得艰难起来。他需要另寻高枝。

兄弟结义：搭上军界快车道

陈其美遇刺后，蒋介石不再有强力引荐人，但他深谙人脉经营之道。他将目光投向了许崇智。许崇智，出身名门，是军界前辈，中华革命党的军事部长，功勋卓著。

1916年，孙中山派遣蒋介石跟随许崇智赴山东执行任务。蒋介石办事认真，勤勉努力，很快就赢得了许崇智的好感。许崇智随即向孙中山推荐了蒋介石。

凭借这份推荐，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北军参谋长。虽然这次任职因为袁世凯的暴毙，仅持续了短短13天，但无疑为他未来在军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回到上海后，张静江再度发挥了“黏合剂”的作用。他促成了张、许、蒋三人的结拜，进一步稳固了蒋介石在革命阵营中的人脉网络。

不久后，蒋介石又与许崇智、吴忠信义结金兰。许崇智比蒋介石大五天，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了“二哥”，蒋介石则为“三哥”。这种结盟，对他无疑是仕途的阶梯。

蒋介石曾言：“结盟要旨，是为了主义。”这话说得漂亮，但细细品味，又颇为耐人寻味。在他早期的结盟中，除了与陈其美、张静江的初始相遇带有被动性，后来的大多数结盟，蒋介石都表现得相当主动。

他积极拉拢那些能助他一臂之力的人。事实也证明，那些被他以“异姓昆弟之交”拉拢的人，许多最终却未能善终。这或许暗示了其结盟的功利性。

奇迹骤现：功成身退的蹊跷

尽管通过结盟搭建了人脉网络，蒋介石的升迁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17年，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为军政府参军长，并指派蒋介石、吴忠信为上尉参谋。然而，蒋介石却迟迟未能到任广东。

直到1918年3月，许崇智、邓仲元等人多次电请，加上孙中山的亲自劝说，蒋介石才终于赴广州，就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一职。他的这种“拖延”，似乎预示着他行事风格中的某种不确定性。

彼时，护法战争正进入关键阶段。1918年5月20日，桂系军阀包围国会非常会议，强行将元帅制改为合议制，废除了孙中山的大元帅职务，将其架空。5月26日，孙中山无奈辞职。

孙中山辞职后，将希望寄托在援闽粤军身上。他赶赴三河坝，会晤陈炯明及粤军将领，力劝他们冒险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

然而，战事进展并不顺利。1918年7月，援闽粤军第二次进攻受挫，大埔失守，总司令陈炯明眼看大势已去，萌生了退兵的念头。就在这危急关头，蒋介石挺身而出。

在三河坝，他力阻陈炯明退却，甚至写下“渡河者枪毙”的字样悬挂，强行阻止了部队的撤退。随后，他迅速修正方案，指挥粤军反攻，最终收复失地。

这场战役，后来被史家誉为“三河坝奇迹”，称蒋介石是“力挽狂澜”。然而，就在军事行动取得重大成功之后，蒋介石的举动却再次令人费解。

仅仅在七月三十一日，蒋介石突然辞去了作战科主任的职务，不顾正在激战的部队，径直前往香港。紧接着，从八月二日到八月八日，邓仲元和孙中山分别发电劝留他，但他去意已决，并未回心转意。

八月十八日，蒋介石抵达上海。他的盟兄许崇智对此感到意外和失望。对于蒋介石为何在战事正酣、大获全胜之际选择辞职，当时流言四起。

有说法称，粤军将领对这个“外乡人”蒋介石颇为妒忌，各种流言蜚语不断。加上陈炯明对蒋介石的排挤，使得蒋介石感到处处不自在。这种复杂的环境，或许是蒋介石“出走”的直接原因。

屡次出走：修身说辞的背后

尽管如此，蒋介石的“出走”行为，并未阻碍其继续在军中发展。1918年9月26日，他再次回到粤军，并被升任援闽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隶属于许崇智部下。

这次回归后，他很快遭遇了一次挫折。在1918年12月2日的永泰战役中，蒋介石的部队败退，他本人“只身冲出重围”。战败后，许崇智仍然给予了他慰勉和资助。

紧接着，1918年12月6日，陈炯明与闽督李厚基达成了停战协议。战事稍有平息，蒋介石又有了新的动向。

1919年3月5日，蒋介石再次“请假归沪”，对外宣称是为了照料生病的母亲。然而，文章作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他信中所弥漫的忧郁情绪，更多是出于对自身得失的考虑。

仅仅两个月后，1919年5月2日，蒋介石就返回了长泰的部队。他的这种来去匆匆，似乎很难仅仅用“探母”来解释。

在1919年7月9日，蒋介石曾致信邓仲元，解释自己两次“出走”的原因。他辩称，是看到了旧军队改造过来的援闽粤军中存在诸多与革命精神相悖的弊病，感触良多，才选择暂时离开。

然而，作者指出，他信中所言，大都是出于对自身得失的考虑，极少从大局出发。他这种在革命关键时刻“不断地从革命队伍中‘出走’”的行为，一直为有识者所讥嘲，至今仍被史家们所诟病。

到了1920年4月16日，蒋介石再次“出走”。他这次的理由是“挤于群小，神经刺痛”，然后跑到普陀山游历去了。

更有甚者，直到1920年8月7日，援闽粤军已经誓师回粤，准备展开新的军事行动时，蒋介石竟然还在上海游玩，并未归队。他这种反复无常、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毛思诚的记载中，曾提及蒋介石在日本期间“锐志于学，每日朝夕静坐”，专在“悔”字着力，身体力行圣人训语。但作者认为，这些记载不见得与事实相符。

蒋介石在革命紧要关头表现出的“翻云覆雨、度量狭小”，以及“不知躲到哪里去了”的行为，都与所谓的“修身”大相径庭。这无疑揭示了其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本质。

结语

回看蒋介石早期的革命生涯，“三河坝奇迹”固然是他军事才能的短暂闪光，但紧随其后的突然辞职，以及此后反复的“出走”行为，共同勾勒出其作为“政治动物”的早期底色。他深谙人脉经营和借力上位之道，将每一次结盟都视为通往更高舞台的阶梯。他的行动动机，常常是个人抱负的实现与利弊权衡，而非单纯的革命情怀。这使得他即便能力出众，却在早期革命伙伴眼中显得矛盾且难以捉摸，也为他未来波谲云谲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