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着五块钱美金,就敢出门去撬人家一亿多美金的墙角,这事儿放今天你敢信?听着跟网络段子似的,可这偏偏就是1979年春天,中国航空人揣着全部家当,奔赴埃及时最真实的写照。这五美元,最后不仅没花出去,还像个种子,种出了1.67亿美元的参天大树,也顺便给我们的战机出口史,来了个开门红。
故事得从那张皱巴巴的五美元说起。当年的中国,穷啊,是真的穷。外汇储备紧张到什么地步?整个国家的外贸总额也就200亿美元出头,兜比脸都干净。航空工业部部长吕东给即将出征埃及的代表团下了死命令:“做买卖,要现汇,哪怕1美元也行!”这话听着心酸,却是一个大国工业转型初期的呐喊。别说代表团想搞点什么谈判策略、公关预算了,能申请下来1000美元出国经费都烧高香了。结果呢?去领钱的时候,外经贸部两手一摊:妹有!一分美金都妹有!最后是三机部的一个出国小组,从牙缝里省出了一张5美元,成了刘国民团长一行人的全部“战略储备”。
所以你看,成年人的世界里真没有圣诞老人,一切都得自己上手去拼。这个连启动资金都凑不齐的“草台班子”,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那边的埃及,刚跟以色列打完“赎罪日战争”,扭头就跟老大哥苏联闹掰了。苏联一气之下,军事援助全停,技术专家全撤。这下可苦了埃及空军,他们手里那一大堆米格战机、安-24运输机,一夜之间成了没人管的“孤儿”,连个换零件的地方都没有。这就像你买了辆顶配豪车,结果厂家倒闭了,连个售后电话都打不通,你说糟心不糟心。
埃及人也是病急乱投医,满世界找能伺候这些苏式装备的下家。最后,他们的目光落在了遥远的东方。为啥?因为中国空军的家底,基本上就是苏联装备的“高仿PLUS版”。从米格-17到米格-21,我们不仅会用,还会修,甚至还能自己造,论懂行,没人比我们更懂了。于是,一个机会,就这么悄悄地敲响了门。
谈判桌上的交锋,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埃及人一开始的算盘打得噼啪响,他们以为中国还是那个“国际主义精神”爆棚的老好人,援助嘛,不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儿?结果刘国民他们一上来就开宗明明义:时代变了,亲兄弟也得明算账,我们这次是来做买卖的,飞机要用美元买。这话一出,埃及人直接懵圈了,谈判桌上的气氛一度降到了冰点。你能想象那场景吗?一边是习惯了伸手要东西的旧思维,一边是兜里只有五块钱却硬着头皮要价一个多亿的新政策,这中间的鸿沟,比马里亚纳海沟还深。
这45天,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思想政治课”。中国代表团愣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改革开放的新国策,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埃及人听。我们不是不做朋友了,而是我们自己也揭不开锅了,再打肿脸充胖子,航空工业就得彻底趴窝。最终,还是时任埃及副总统的穆巴拉克拍了板,他看懂了中国转型的决心。这笔买卖,成了。44架歼-6战斗机,外加6架歼教-6教练机,总价1.67亿美元,一分不少。
这1.67亿美金在当年是什么概念?它就像一剂强心针,直接打进了中国干瘪的外汇账户里。这笔钱,不仅救活了嗷嗷待哺的航空工业,更重要的是,它验证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中国的军工产品,是能卖钱的!歼-6,这款仿制自米格-19的二代机,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已经不算先进,甚至有点落伍。但它的优点是皮实、耐用、好维护,价格还便宜得跟白送一样,对于埃及这种急需补充战力、预算又有限的国家来说,简直是“完美平替”。这就叫“甲之蜜糖,乙之砒霜”的反向应用,我们的“过时货”,在别人那儿可是救命的宝贝。
这笔交易的成功,也把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遮羞布”给扯了下来。飞机造好了,怎么运过去?中海运直接回了句:没有运输计划。这回答,是不是挺魔幻的?在那个一切按指令办事的年代,突然冒出来一笔计划外的“大生意”,整个系统都快宕机了。这种啼笑皆非的冲突,恰恰是市场经济萌芽时,对旧有体系最生动的撞击。
当然,文化差异带来的趣事也不少。比如我们的工人师傅们去埃及组装飞机,上厕所总喜欢三五成群,搞得埃及人一脸问号,还得悄悄问翻译:“他们为啥上厕所也要开个团?”翻译支支吾吾半天,也解释不清这源于集体主义时代那种互相监督、保证安全的“习惯”。还有埃及方面好心放好莱坞大片犒劳大家,结果电影里稍微有点“资产阶级腐朽”的镜头,就让我们的同志们如坐针毡,尴尬到提前离场。这些今天看来有点可笑的细节,却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烙印。
如今回头看,那张5美元的纸币,就像一个戏剧性的开场。它背后,是一个国家在泥潭里摸爬滚打,奋力转型的身影。用一款即将退役的战机,撬开了世界军火市场的大门,赚来了第一桶金,为后续的研发输血。这波操作,把“去库存”和“谋发展”玩到了极致。歼-6卖给埃及,不仅仅是一笔简单的军火交易,它更像是一个宣言:那个只会无偿援助的时代过去了,从今往后,我们也要学着在国际舞台上,靠自己的本事,站着把钱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