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如何应对党员扩张？揭秘四大解决法宝

1938年10月15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强调，必须在敌后地区大规模扩展党组织、快速增加党员数量。他指出，在实现初步扩张之后，应及时整顿与巩固，再继续推动发展。这一思想，构成了“大发展”的基本构想。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关键时刻，往往优先考虑组织规模的扩展即先快速壮大党员队伍，后续再注重质量提升。这种策略不仅满足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迫切需求，也使党组织影响力得以迅速扩大。中共自身的干部政策便体现了这种思路：抗日时期，各类干部与工作人员，无论党内外、可靠与否、阶级成分如何，只要有发动群众抗敌的能力，都被视为可用之才。但在选拔真正负责的干部和发展党员时，则格外讲究条件，力求精细遴选。扩张阶段倘若只顾精雕细刻，发展难以突破原有局限；反之，仅有大刀阔斧而忽视筛选，则容易失控。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这一政党一贯的风格。即使在1938年3月中央提出“成倍发展党员”的指导文件中，也未完全放松对党员素质的要求入党需经过严格推荐与审查，并要求给予新党员基础性的马列主义及党的基本教育，以便明确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思想区别。

数月之后，党员人数由四万余人激增至逾五十万。迅速扩展的政策背后，效率成为重心。实际工作中，干部常能抓住政策的核心要义，灵活贯彻执行。与其他依靠精英的传统政党不同，中共倾向于依靠人民群众，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中，数量的增长都被视为必要策略。比如山东，1939年7月分局报告显示，计划两个月发展十一万党员，数额惊人，凸显组织建设的速度。

数量的迅速膨胀也随之带来一系列问题。杨尚昆曾坦言，华北党组织在扩充过程中往往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一天入党四十人，三分钟五人，甚至骑驴、打锣号召，入党形式五花八门”。结果，组织难以保证党员水平，干部素质亦受影响。如太岳区自查：“不少干部缺乏经验，部分基层干部甚至连如何发展党员都不清楚。”这些问题，党内并非毫无预见，但组织规模的扩大以及随之带来的影响，被认为大于其负面效应。事实上，大量忠诚但理论素养薄弱的新党员，在当时也是党组织吸纳群众、巩固力量的现实选择。

到了1939年，针对前期大发展的问题，整党成为核心任务。最初，这是一项调整和自我修正举措。随着时间推进，整党逐渐转变为持续纯化和提升党员队伍的重要手段。整党的标准主要聚焦于阶级成分和工作能力，强调政治坚定、工作勤勉以及发展潜力。对于不合格的党员干部，则需劝退或淘汰。

以太行整党文件为例，整党过程先从审查各级干部入手，保证领导机关由可靠骨干主导，积极提拔贫苦阶级出身的同志，淘汰不守纪律、缺乏工作能力者；严肃清理异己分子，使全体党员认清党组织的严肃性。具体到操作，整党活动自支部环境研究、小组鉴定、个别谈话、群众意见调查，到最终区委鉴定，形成上下结合、组织与群众双重参与的模式。干部审查范围包括政治立场、工作能力乃至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以往经历等细致内容。对被捕、被俘干部尤其必须有旁证，从而全面评估。

随着经验积累，审查程序更加严密，一些区县实行分级负责，确保每项决策精准有效。中共中央也要求干部填写详尽履历，关键细节需有旁证支持，经干部科集体讨论后定论。结果，不合格者经常被处分或劝退，淘汰率显著。一份1941年运东地委报告显示，六个月内抽查的干部中，不合手续及有问题者占比高达十几%；对干部的处理更为严格，部分区县分委整党时，半数以上人员受到处分。

淘汰非但净化了队伍，还激励了余下的党员干部。可以说，减法与加法并举，整党为组织内部凝聚力奠定了基础，是早期党组织大发展后的必然结果。

日常干部考察，也成为重要环节。通过平时工作业绩、效率、群众关系以及上下级评价，逐层评定干部的成长。比如翼城县书记被形容为能统筹全局、吃苦耐劳，政治立场坚定但工作欠缺计划，而豫北县书记则缺乏大局观但仍能勤勉工作。干部考察尤其看重政治立场和能力，虽二者不可分，但前者居于首位。正如周恩来所述：“政治可靠是首要条件，工作能力不可或缺。”

尽管制度设计严格，干部任用仍受限于现实状况。当时腐败风气蔓延，领导阶层信息闭塞，即便发现干部有问题，也因无更好的人选而难以替换。为此，1940年8月中共专门仿照苏联设置干部处，强化干部管理，县委以上均有干部科，负责档案收集与考核。各地委要求，建立详尽干部名册、档案，并实行卡片管理，确保信息系统化。档案的建立与归档成为组织工作的重中之重。革命史学者李新曾回忆，华北“人事档案每人一张薄纸”，随身背着，不容遗失，显示党的档案意识之强。

除了制度层面的掌控，中共还提倡点对点沟通。领导干部需了解至少两级下属，包括党龄、籍贯、年龄及工作表现等具体情况。这种信息的上下贯通，既强化组织联系，又带来一定私人纽带，制度自有利弊，党组织自有自信能够平衡。

对干部自身素质的培养同样备受重视。八路军一二○师的陈漫远曾认真工作经验，指出干部应具备比较、发展、联系的系统思维。要结合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情况，分析工作成效，再根据历史纵深探讨问题，同时联系各层级的任务，将经验加以融会。如此视野和方法，在当时中国政界并不多见。

干部还需兼顾下属心理，灵活领导。通过分析个案，可以明确中共干部的管理眼光、综合分析能力、队伍建设方式以及深度的群众沟通。

正如时代所需和组织特性所决定，这一整套以量扩展、以质提升、不断净化与考察干部的机制，成为中共早期发展和凝聚力量的基础。党组织对党员的履历和档案的高度重视，以及干部考核的标准化和系统思考，至今仍被看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制度遗产。（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