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多狠？为了限制八旗人口数量，出旗、减丁，费尽心机

清朝有多狠？为了限制八旗人口数量，出旗、减丁，费尽心机

众所周知，清朝是一个人口激增的帝国。据记载，顺治末年，清朝人口约为八千多万。经过两百多年的演变，到了清末，这个数字已经达到四亿多，增长了足足五倍左右。

清朝基本盘的八旗人口究竟有多少呢？总数仅为254万人，其中囊括了满洲、蒙古和汉军等各个八旗。

入关时，八旗人口约为173万人。

看起来，经过两百年的延续，人口仅增长了大约1.5倍，远远落后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与明朝宗室相比，这个数字显然不够引人注目。

据《明神宗实录》所载，至1619年，明朝宗室人口已达六十万，这仅仅是两百多年的时间，从明初的五十多位宗室繁衍至今。

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在丁丑年提出了如下题词：《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三十三年，玉牒宗支共计一十五万七千余位；而如今，新生袭封已经踰越十四年，其数量已增至六十万余位。与弘正等年间相比，这一数字简直是百倍之巨。为了开展崇正事业，必须采取措施，制定限制措施，分派任务，并严格执行。特此呈上。

显然，在清朝八旗占据主导政治地位的情况下，人口增长显然不太合乎科学规律。

或许在有心人的干预下，这种情况就可以被合理解释了。换句话说，这可能是清朝几位皇帝故意引导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清朝会这样做呢？

清朝遭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即如何应对大量本族贫困者，这是两千年封建王朝从未遇到过的挑战。

作为清朝的根基和入关的核心，八旗族群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堪比其他王朝的开国功臣。

顶天一队的王朝贵族也不过数百人，即使他们繁衍不断，但爵位仍然只传给长子。加之皇帝偶尔会对贵族集团进行清理，因此贵族势力始终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八旗与其他群体有所不同，它是由民族认同作为纽带所形成的军事贵族阶层，能够充分凝聚战斗力，因此在入关后，八旗整体成为了一个显赫的贵族群体。

政策规定，八旗后代身份固定，无可更改，他们都将被赋予铁庄稼的身份，仿佛明朝时期的藩王子弟一样，朝廷将供应他们米禄。这种情况真是不可小觑。

在传统的多子多孙观念以及享受补贴的情况下，八旗的生育必然会蓬勃发展。

虽然基本盘的人口增加对满族这一族群有利，但对爱新觉罗家却是一种负担。毕竟所花费的资金都源自于爱新觉罗家庭，随着奴才的增多，主子的财产自然减少，这难免令人心痛。

换个说法，清朝属于爱新觉罗家族的清朝，而非八旗的清朝，因此自然会实施一些限制，但又不敢过于严厉地限制。

中原被异族统治，若想保持稳定，清朝需维护八旗的根基。但若允许八旗人口过度增长，清朝财政收入将无法跟上，导致大量八旗子弟沦为贫困。

如何应对数量众多的同族贫困群体，这个问题又回到了起点。

在汉人王朝，这个问题根本不成问题。毕竟，同族中有很多穷人是司空见惯的，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好，没有食物的时候，造反也不在话下。

针对君主而言，只有当遭遇全国性起义时，才会对零星的叛乱给予重视，其余时候只需平息即可。

满洲人中的贫困者情况截然不同，他们起源于八旗世家，依附于这一体制维持生计。八旗体系乃清朝的中枢，一旦他们发起叛乱，爱新觉罗王朝将陷入镇压与不镇压的两难境地。

八旗制度原是为了防范其他民族，现在又要对付八旗后裔，岂非自我否定？这将动摇统治的根基。

如果不采取镇压措施的话，那么只能准备好迎接被推翻的命运，而且情势可能会变得更加恶化，届时满汉两族可能会联合起来反抗，这将对清朝造成彻底的崩溃。

要限制八旗，尤其是满洲八旗的人口增长，并让一部分汉人旗人脱离旗籍，这样才能有效控制问题。需要施行釜底抽薪，才能有所作为。

首先来看出旗的情况。众所周知，八旗涵盖了不仅仅是满洲人，还有不少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等等。汉人主要编入了汉军旗，蒙古人则归属蒙古八旗，而地位最显赫的自然是满洲八旗，次之为蒙古八旗，而汉军八旗则位居最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汉军旗虽然由汉人组成，但他们被视为旗人，属于八旗的一部分。他们同样享受着八旗的待遇，领取着八旗的俸禄，汉军八旗的女子也会参与选秀，并与皇室成员通婚，与普通的汉人有着根本的不同。

尽管汉军八旗在八旗中地位较低，但却拥有最显著的功勋，在清朝开展全国征战时扮演了主力角色，并且人数也是八旗中最为众多的。

据1648年的顺治五年丁册记载，当时的八旗汉军和壮丁总人数达到26万，占八旗总人口的76%。随后，到了雍正年间，这一数字还进一步增加。

1723年，即雍正元年，八旗汉军和家丁总数达到44万人，占据了八旗总人数的72%。因此，这些人自然被视为优先出旗的对象。

最初，八旗的包衣奴仆们被允许通过赎身自立门户，接着汉军闲散人丁也获准退出旗，空出的职位则留给满洲八旗子弟。

明显地，随着出旗人数的稀缺以及朝廷负担的日益加重，到了乾隆时代，他开始采取大刀阔斧的措施来增加出旗人数。

1742年，乾隆七年，乾隆颁布了《筹汉军归籍移居谕》，旨在汉军八旗的人们。当时乾隆认为，汉军八旗并非原本的满洲群体，鉴于他们生计艰难，因此“善心”决定让他们改归民籍。然而，明眼人一看，便可明白这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背后的用意昭然若揭。

如今无法负担起让汉军八旗冲锋在前的负担，因此先优化了汉军八旗。这标志着清朝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汉军出旗计划，此举正是在征战天下时汉军八旗作为先锋的延续。

京师八旗最初，其后乾隆扩大了出旗为民的政策，使其遍及各地设防，例如福州的八旗汉军。到了乾隆十九年（1754年）七月，这些汉军全部撤离，原居地留给了满人八旗的驻扎和居住。

然而，即便如此，八旗人口依旧众多。直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才开始关注从龙的汉军八旗。

清朝入关前早已组建的汉人八旗，被称为“从龙”的队伍。皇太极曾承诺他们永远属于八旗之列，然而乾隆却违背了这一诺言。

随后，皇室贵族们的仆从们也被命令着褪下贵族身份，与百姓同处，即便是内务府的管家和内务府会计司辖下的领地管家们也未能幸免。

因此，大批汉军八旗被排除在供养系统之外。据记载，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汉军八旗和家丁总数仅有22万人，相当于八旗总数的43%，可谓数量大幅减少。

在宣统年间，据《宣统政纪》所载，汉军八旗规模进一步缩减至仅21596人，与百万人口的旗人形成鲜明对比，基本上已经被裁撤殆尽。

其他旗人能够被养活的钱还有剩余，因此不必担心满族和汉族贫民会联合起来造反，也不用担心生活无着。

满洲八旗的满人显然无法脱离八旗身份，以出旗为民的方式生活。因此，唯有通过限制满人的繁衍来实现管控。

他们因此想出了这个狡猾的计策。尽管满城原本是为了驻防和防范汉人而设，然而，满人和汉人却在同一城市居住，这种分隔虽然隔绝了汉人，但也让满城成为了满人的束缚。

满城的满人居住期间不能随意离开他们的定居点，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惩罚。由于满城地域有限且房屋稀缺，这也意味着无法建立家庭。

清朝随后为了限制满族人口的增长，又颁布了一系列规定：禁止满族与汉族通婚，不得收养汉族子弟，也不准允许满族外出劳作，他们完全依赖朝廷供养。然而，朝廷的供养是有限的，无法满足整个家族的开支需求。

为了确保基本的生存需求，满人必须限制子女的数量。随着子女数量增多，开销也随之增加，这将影响他们未来的结婚生育计划。

坦率地说，此地对满族和汉族通婚的限制相当严格。举例来说，贝勒赏郡王绵志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时娶了一位汉族女子为妾，结果被取消了郡王头衔。尽管绵志只是郡王，其他人受到的处罚更加严厉。

满人的人口增长速度就此被彻底限制，这套组合拳的施展功不可没。

这种做法显而易见只适用于眼前，而非永远。毕竟，它违背了自然的繁衍规律。即使施加了限制，满人仍将持续增加，只是速度放缓了而已。

清朝末期，权贵八旗对底层八旗的剥削日益加重，一些旗人为了求生不得不舍弃旗籍，或者悄悄溜出城市谋生计。甚至有些底层旗人因为受到过度压榨，也加入了反清的行列。特别是关外的满人，已经开始筹备起义。

蒙古八旗也采用了相同的方法，但说实话，蒙古八旗的情况更为艰难，与其他民族相比都是增长，唯独蒙古人的人口数量在下降。

清朝是如何使蒙古人口从大约一千万减少到清末时的百万左右的？

首要的是禁止蒙古族与汉族通婚，而更为严苛的是清朝规定，若一蒙古家庭儿子超过五个，就必须有三个出家。这一规定导致大量蒙古人出家，不能成家，即便结婚的也不一定生育男丁，直接导致蒙古八旗人口减少。

南方满城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更是被彻底屠杀一空。

因此，八旗族人繁衍了三个世纪，最终仅剩如此微不足道的人口并非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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